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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不乏武术、蹴鞠、马球等鲜活的体育活动，为何近代竟背负起“东亚病夫”的标签？香港大学中国跨国史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国琦的新书《体育作为方法：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传统》不仅仅谈论体育，更是一部体育的文化史、文明史和文化交流史。它以独特的体育视角，深入梳理中国与世界在文化、社会层面的互动与交融，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性”如何全球化的窗口。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古代中国人的体育悖论》一章，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改写。
从传统体育、游戏及古人的身体观透视中华文明、解读何谓中国，有其独到的揭示效果。它能帮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明中不少被现代文明认为弱势的元素，比如保守、缺乏进取和科学精神等等。前现代时期的中国，这些因素的缺点无从彰显，然而近代中国同现代西方文明正面接触、展开竞争时，就处于劣势。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进行文明好坏和高低的价值评价，而只是表明中国在西方的挑战下，必须从帝国文明转变为民族国家时，传统体育成为此一大转型的重大阻碍。
汉朝开始推行“罢黜百家”后，儒家逐渐走到中心舞台，并事实上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儒家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倡“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还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些主张无疑与现代体育观抵触。当科举考试在宋朝开始制度化后，社会上更是奉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代读书人对于体育大都持消极甚至鄙夷的态度，以之为低级趣味，难登大雅之堂。
西方自古希腊开始，走的是不同的方向，对体育的态度与中国人正相反。西方体育注重竞争、强身健体和超越身体极限，一直延伸到日后奥林匹克运动的“更快、更高、更强”。与中国春秋战国和汉朝同时代的希腊人，就已经举办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运动文化历时千年，从公元前77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393年。虽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诸多差异，但难以否认的是它们的历史和精神渊源一脉相承。古代奥运会贯穿了希腊文明演进的始终，很大程度上体现或者说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国家意识、群体精神，和对平等、公平竞争等社会秩序的追求。
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古希腊人的体育活动虽然与宗教有关，如不少比赛都在宗教节日和活动期间举行，比如葬礼运动会，运动员也常会对神灵起誓。一个获胜运动员的地位，甚至被推崇到堪比天神的地步。但总体而言，宗教和哲学在古希腊，并没有直接卷入体育观念的塑造。当然，如果一定要搜寻的话，我们也可以指出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体育方面的某些相同之处，但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为什么古希腊人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创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中国人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19世纪末才开始拥抱现代奥林匹克之梦？
到19世纪的清朝，中国人的身体观和体育观已经落到谷底，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问题丛生，并出现令人痛心的民族景观：男子汲汲于科举考试，满脑子孔孟之道，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清朝男子头缠长辫，不少人吸食，让人感觉整个民族缺乏阳刚和积极向上之气。女子则从明清以降，以三寸金莲为美，自豪于其弱不禁风、一步三摇。绝大多数的汉族妇女缠足，数量巨大的中国人口由此进入残疾人之列。病态的男男女女，必然导致病态的国家，在近代不断遭到西方列强的欺辱。自宋以后，中国体育唯一具有国际影响的发明就只剩下麻将了。
第二个重大节点是19世纪末。国人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和沦为“东亚病夫”的极度耻辱，开始拥抱体育，特别是国际体育，鼓吹体育救国，打造新的中国和中国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和古希腊人分道扬镳的中国人的体育观、身体观，到了这个时候又重新与现代西方的轨迹交汇。1895年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惊醒了四千年的大中国梦。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强烈意识到，中国根本不是所谓的“天朝大国”，而是“东亚病夫”。如果不改革、不奋发图强，中国将不复存在。
为了救亡图存，他们一方面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强身健体。一方面呼吁要复活国人的尚武精神。他们认为，尚武精神其实堪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国民性”，近代中国的衰落与国人失去“尚武”精神有关。国人不仅体质虚弱，精神上也缺乏奋发向上的特质。而“尚武”精神，正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国力强盛的关键。反观中国，“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为了改造重文轻武的国民性，梁启超建议将尚武强国精神作为培养“新民”的重要途径。他在《新民说》中写道：“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又提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出一代具有“民德、民智、民体”的“新民”，呼吁向西洋学校注重“德育、体育”的传统学习，“锻炼强民之体魄”。
杨度为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撰序写道：“国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与四千年前之人物，后先相接，而发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国，变而为更生之中国，与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于地球之上，称为黄种中第一等国之国民者乎。”这一巨大的思想转变，为中国人接受西方体育理念打下了基础，以新的中国、中国人形象为目标的国际化诉求，开始生根发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值得强调的是，尚武精神其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时尚，千年之后，国人借拥抱西方体育，呼吁尚武精神回归，这本身即是跨国历史同时也是共有历史的反映。
传统体育当然有其积极的成分。特别是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共有历史的一部分，一部传统体育史，也应该被看作跨国史、跨文化和文明交融的历史。如少林武术就和佛教东传有关。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产生禅宗，而少林武术的精神就是禅武合一。在唐朝盛极一时的马球，大概率是借助丝绸之路由中亚来到中国。围棋更是东亚共有历史的一个重要写照。它起源于中国，在日本和韩国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受到国人追捧。而麻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文明符号。麻将起源于中国，然后传到美国与日本，成为风靡美日两国的游戏。
谈到作为跨国史、共有历史的传统体育时，我们不能忘记留童的故事。尽管19世纪的中国体育乏善可陈，但1872~1881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幼童却是一个异数。他们不仅学业上出类拔萃，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体育天赋，表现可圈可点。他们充分融入了美国的体育文化，喜爱美国人的国球——棒球和橄榄球。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外交官的梁敦彦，他在美国读书时，不仅擅长演讲，还是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员。另一名幼童邓士聪，在运动场上“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美国橄榄球队员需要的理想素质。难怪当与美国孩子们一起打橄榄球的时候，邓士聪很快就被一个球队选中。还有一个康庚龄则“有牛劲”。他肩宽体壮，在橄榄球场上，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
在棒球方面，留童同样表现出色。有一名强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另一个幼童的击球，则“像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1878年，留童甚至组织了自己的棒球队，与当地球队同场竞技，表现突出。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公使的留童梁诚之所以成功说服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深造，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对其曾经为美国一著名学校的杰出棒球手这一背景极具好感。显然，梁诚本人就是一个留学美国的成功故事。在1881年，留童被提前召回，而就在他们由加州乘船归国时，还与当地的奥克兰（Oakland）球队打了一场棒球赛并获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位风云人物——钟文耀。他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40公斤，身高大约1.57米，但他后来居然成为耶鲁划船队发号施令的舵手，开创了中国人担任美国著名学府划船队舵手的先例。一年一度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划船比赛开始于1852年，是耶鲁极其重要的体育赛事和项目。能够获选担任划船手—尤其是舵手—是巨大荣耀。钟文耀不负众望，他在比赛指挥时，胸有成竹，沉着自如，“受到所有人的爱戴”。据当地报纸的报道，在钟文耀之前，耶鲁划船队缺少一位称职的舵手，成绩一度不佳。钟文耀“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又轻，没有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1880年，耶鲁划船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适时因势利导，带领队友取胜。
体育作为共有历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19世纪末以来的体育国际化。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法国人顾拜旦在1894年发起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但是介绍奥运会到中国，倒不是国际奥委会的功劳，而是与另一个国际组织———基督教青年会（YMCA）密切相关。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1870~1949）在天津建立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1899年，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成立，而到1922年，全中国已经有了22个分会。
从一开始，主要由美国人主导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就孜孜不倦推广现代体育运动，并发挥领导作用。1910年中国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就是其干事、美国人埃克森纳（M. J. Exner）策划并大力促成的，运动会的行政人员或职员和裁判，也主要是美国人。此外，许多美国人成为中国的体育先驱和领袖。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 Cloy）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13~1926年间他在中国工作，会说中文。他曾向基督教青年会建言，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体育教员应该使用本地语言。通过写作、演讲和教学，麦克乐成为将中国带到国际性体育运动的重要推手。在其出版的许多体育著作中，麦克乐指出，从远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种是军国主义和进攻性的，另一种是文明和被动性的。虽然很难区别优劣，但前者常常享有优势。他于是得出和许多中国人相同的结论：如果中国要在这个危险的世界生存并取胜，就必须追随前一种模式。麦克乐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于他1926年辞去教职回美时，其任职的中国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写道，这是中国“在整个体育教育领域的损失”。
也正是由于美国人的引导，现代中国人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与美国干事开始有系统地在中国提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即将在1908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1907年10月24日，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干事在演讲中，建议中国聘请美国的奥运会获奖选手做教练，他就是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中美干事们在1908年的另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的著名奥运三问：一、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胜的运动员？二、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奖的代表队？三、中国何时能够邀请世界各国的人来北京参加国际奥运会？
一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在提交给美国本部的报告中写道，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展开的体育讨论“异乎寻常地”紧紧抓住了“中国官员、教育家和学生的心和想象力”。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现代体育与教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中、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之所以在1922年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1910年开始的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存续至今，凡此种种，都与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干事们的领导和参与密不可分。在青年会的资助下，许多后来中国体育界的领袖人物得以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的第一位中国委员王正廷，还有张伯苓、董守义、郝更生和马约翰等。和张伯苓一样，王正廷、马约翰年轻时也是青年会的干事。
自北京于2001年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中国政府及民间对体育——特别是国际体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022年北京又举办了冬季奥运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这两次盛会之间的时间段，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高度融入国际社会的轨迹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奥运会和体育成为中国朝向高度国际化发展的标志和体现。可能因为体育的广泛影响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它也出现在近几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里。如2021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即涉及1917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请考生根据文中关于“体育之效”的一段论述展开辨析。有趣的是，这也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2022年的高考作文题，有两道涉及体育。一是有关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对中国的贡献和影响；一是关于围棋中本手、妙手、俗手三个术语的差别。体育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体育还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和国际秩序。1971年，乒乓外交一举打开中美外交大门，开启了新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新篇章。今天中美关系极度低迷，体育仍然可以充当沟通的桥梁。最近的例子是2022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Burns）邀请著名退役篮球运动员姚明会晤，很快将二人会面的照片发布在7月11日的推特上，并用中英双语写道：“场上、场下，姚明总是作为我们两国之间的搭桥者。我赞赏他对人文交流的贡献。对此，我们需要更多。”
